从1942年的年初开始，广东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遵照党中央和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指示，从香港沦陷区抢救文化人，先将他们护送到达游击队控制的宝安县白石龙，然后再分批转移。秘密大营救的路线中，惠州是必经要道。如何从国民党重兵把守的这一地区，将大批知名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全部安全转移，困难重重，要求异常严格。这里说的是当年的几个小故事。

       “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

       接到中共东江特委布置任务后，惠阳县委研究决定，组织部长卢伟如打入惠州，建立并负责接待护送交通站。

惠州水东街旧貌

惠州东湖旅店

       虽然曾见证历史风云的旧貌不再，但它的名字仍承载着那一段抗日烽火岁月的红色记忆。现为惠州又一处革命史迹和红色教育基地。

       经过周密部署，化名“罗衡”的卢伟如身着西装，以香港“昌业公司经理”的身份，走进国民党军队警备森严的惠州城，在“筹划生意”的掩护下，为秘密联络站选址。几经调研，最终确定包下东湖旅店二楼整层作为秘密交通站。

       东湖旅店位于商业中心水东街，是一栋三层楼的西式建筑，平时宾客如云。但自从三层被国民党65军187师师长张光琼包下作“安乐窝”后，旅店大门和周边设置了岗哨，旅店的一、二层房间就再也没人敢“光顾”了。

       利用这些条件，将共产党县委的交通站与国民党驻军的“最高长官”住所设在同一栋楼内，秘密工作更“更安全”，这是一慎重而有胆识的决定。惠阳县委书记谢鹤筹还考虑到“罗老板”单身住高级旅店，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决定将在淡水区委担任妇女委员的叶景舟调到惠州与卢伟如“突击结婚”，协助工作。这一决定不仅有利秘密交通站的工作，也成就了这对革命夫妻的百年之好。

       在游击队和惠阳县委的大力支持下，“昌业公司”的“生意”顺利开展，为党组织和游击队筹集经费，掩护营救行动。东湖旅店作为接待护送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爱国人士基地，历时半年之久。茅盾、廖沫沙、胡绳、胡风、邹韬奋等100多人，都曾在东湖旅店秘密接待护送下离开惠州，到达下一站龙川老隆。

       廖承志检查工作，规定纪律修补“破绽”

       就在惠州交通站紧锣密鼓地进行准备工作时，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和连贯，以及乔冠华，从香港出发，沿着秘密交通线，检查沿线的接应护送文化人的准备工作，来到惠州。

左起：廖承志、连贯、乔冠华

       廖承志对联络站的各项工作表示肯定，并对接应和护送文化人的安全措施，做出了指示。廖承志鉴于城内的危险处境，规定了两条纪律：一是不准文化人上街，避免公开活动；二是把文化人的笔和本子等收起来统一保管，防止暴露他们知识分子的身份。连贯要求，一要提醒住在东湖酒店的文化人，说话与举动都要格外小心，以免引起楼上国民党师长的怀疑；二是考虑到茅盾等著名文化人，很多报刊都登过他们的照片，为预防万一，安排他们住“东和行”，不住东湖旅店。

       同时，廖承志还敏锐地感觉到：交通站几位出身农家的同志从未经商，从未到过香港，“昌业公司”在香港不存在，如果敌人略为用心，派人赴香港查找，问题就会出来，而且非常严重，必须立即修补这个“破绽”。他马上联系此时从另外渠道已赶到惠州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担任交通员、为抗日游击队筹集经费和物资的香港“东利运输公司”老板廖安祥，并随即见面。廖承志当即拍板决定廖安祥留在惠州，要求他以最快的速度开办一个商社，由廖安祥和卢伟如两人担任“老板”，还交给廖安祥3万法币的开办费。这一决定，加强了惠州秘密联络站的掩护力度，也为它提供了较为充足的经费保障。

1982年廖安祥（左）与卢伟如（右）在北京合影。

       加强安全措施，确保万无一失

       临近农历新年，国民党187师师部返回惠州城准备过春节。东江特委书记林平认为，这是护送文化人到惠州的良机，指示惠阳县委抓紧实施。

       春节前一天，第一批文化人有著名作家茅盾夫妇、胡风、廖沫沙、张友渔、韩幽栋等20余人，在惠州区委书记蓝造等护送下，从惠阳沙坑经永湖、三栋到达惠州。

卢伟如（左）、蓝造（右）

       深夜，接应到文化人的惠州交通站的同志领着他们走向惠州城西门，在城门被吆喝进行检查。“罗老板”卢伟如赶紧上前向哨兵递上名片，掏出几十块钱“小意思”打点，还软中带硬说明，让哨兵们不敢冒然行事，只好挥手放行。

部分文化人士经惠州城南门进入惠州。

       文化人见如此顺利地过关进城，住进国民党哨兵站岗的旅店，哨兵见到“罗老板”还主动客气地打招呼，非常佩服。他们并不知交通站在他们来到之前，做了多少周密的准备工作。

       第二天是农历大年初一，交通站按计划在清晨将茅盾、张友渔等几位知名度高的文化人叫醒，说明情况，很快将他们转到“东和行”。

       文化人最大的安全隐患是他们的北方口音。虽一再叮嘱，但防不胜防。大年初二下午，茅盾等人刚走出“东和行”门口几步，相互低声说了几句话，竟被路过的两个军警听出非当地口音，马上过来盘问，并坚持进屋检查。紧张之际，救星来了！一个熟人晃晃悠悠走了过来。此人是本地国民党驻军一个营长的弟弟，常常在“东和行”打牌，与我们的人混得很熟。在场的卢伟如赶快把他拉到一边，塞了一把票子，请他帮忙疏通。“这是张师长的朋友”！警探们一听只好悻悻而去。

       水路北移 茅盾发诗兴被劝阻

       从惠州向北转移即到老隆。经过紧张准备工作，惠州交通站安排了一条客船，再说好搭乘一条走私船，于农历正月初三引领茅盾等人前往码头。

       码头离水东街很近。为兼顾文化人的参观愿望，安排他们先绕道黄埔军校东征烈士纪念碑，再转到中山公园内廖仲恺先生纪念碑，要求 “尽速参观”后，转到码头上船。
不料茅盾先生看得非常仔细，竟然在廖仲恺先生纪念碑前朗读碑文，心血来潮，诗兴发作，拿出藏在身上的笔和笔记本，就地作诗。交通员担心群众围观而暴露身份，就赶紧上前在茅盾耳边小声地劝说。茅盾听后却发起脾气来了。 “你这样会连累大家的”，茅盾这才感到事态严重，平下气来，走向码头。

       在此之前，交通站特意通过打入惠阳县税务局的地下党员的关系，安排茅盾夫妇乘坐国民党官员的走私船。这种走私船的安全更有保证。可当茅盾看到船仓内“一片乌烟瘴气”时，说什么也不肯乘坐。交通员只好将他们夫妇转到其他文化人所乘的包船。这条专门包租的大船，从船长到水手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还有交通员护送，做好了应付检查和其它意外的多种准备，安全有保障。

       之后，从香港撤来惠州的人员有多批，基本从水路向“东后”转移，惠州交通站胜利完成了接待护送这一特殊任务。每次同志们在岸边目送船只起航，向北驶去，心中默默祝福他们一路平安。

惠州东湖旅店“营救中国文化名人陈列馆”的部分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