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1904.6~1971.9），原名方思琼，广东普宁人。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普宁县委书记、汕头市委书记、福建省上杭中心县委书记、福建省委宣传部长兼武装部部长、福建省委代理书记、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闽粤赣边区省委书记、南方工委书记、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书记、华南分局书记等职，是华南党组织主要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东省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全国侨联副主席。

方方

　　一、领导才溪受表扬

　　方方有一颗忠实当好人民勤务员的赤诚之心，他在工作中深入实际，体察民情，切实为群众办实事、好事。著名的中央苏区模范乡——才溪，就是方方任闽西苏区上杭中心县委书记期间主抓的工作。

　　在方方家人手中保留的、根据方方生前口述记录整理的文字中，其中有段写道："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表扬了方方领导的上杭才溪区：'福建的才溪乡，红军多得很呀！才溪乡百个人当中有80个人当红军去了。公债也销得多……我们要学习长冈乡和才溪乡，注意群众生活问题，从土地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老百姓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来，才溪乡的这类工作做得非常好哟'"。

位于福建上杭的毛泽东“才溪乡调查”旧址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农村革命根据地实施残酷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给红军和苏区人民造成严重困难。因此，扩大红军和发展苏区生产建设，是直接关系到能否坚持长期而又残酷的反"围剿"战争和巩固农村根据地的重大任务。方方和县委领导坚持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关于发展农村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深入农村，帮助区乡干部带领苏区军民战胜困难。他到才溪区、才溪乡参加生产劳动，深入田间、农户，了解群众的困难，发展合作社事业，帮助春耕生产。1933年群众生活有了明显改善，吃、穿都较暴动前（指1929年5月暴动——引者）成倍提高。

　　苏区人民为保卫革命战果，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踊跃参加红军的热情更加高涨，一次又一次出色完成"扩红"任务，上杭县被誉为闽西苏区扩大红军模范县。才溪区、才溪乡更是名闻全苏区，1932年前后，上才溪青年男子554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485人，占88%。

　　1933年11月，毛泽东到才溪乡调查，写下了著名的《才溪乡调查》一文。1934年1月下旬，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才溪区、才溪乡被评为中央苏区模范区、模范乡，毛泽东号召"全苏区几千个乡一齐学习这几个乡，使几千个乡如同长岗、才溪、石水一样，成为争取全中国革命胜利的坚强的前进阵地。"

　　二、"三年苦斗"建功绩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后，方方坚持闽粤赣边游击战争。

　　1935年春，在中央主力红军进入长征、省委与军区的领导机关被摧毁、国民党已展开残酷"清剿"的严峻局势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宣布成立，方方任政治部主任。

　　那段时间，战士们在深山密林里有时十天半月没有饭吃，常以野菜野果充饥。由于患病无药医治，很多同志都牺牲了。在艰苦岁月里，方方发动大家分散联系群众，争取乡长、保长、甲长，把周边数百余里数十个乡村的群众工作建立起来，并运用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与数倍甚至数十倍于自己的敌人周旋在崇山峻岭之间，打破了国民党军10个正规师的反复"清剿"。

　　1937年6月，毛泽东对赴延安汇报并请示工作的方方说："你们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保留了这么多干部，保留和发展了部队，保留了20万亩土地（指土地革命时期农民分到的土地，这部分土地直到解放时还基本保留在农民的手里），保卫了苏区广大群众的利益，这是伟大的胜利。"毛泽东还对方方说："你回去问候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各位同志好，告诉他们，你们的三年苦斗有很大的功绩。

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红旗飘飘丛书》第18集中刊登的方方撰写的《三年游击战》一文

方方曾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一道坚持了艰苦卓绝的闽西和闽西南三年游击战争。图为1943年8月，方方（右）与张鼎丞（中）、安子文（左）在延安中央党校合影

　　三、谈判桌上显风采

　　抗战胜利后，《双十协定》和《停战令》墨迹未干，蒋介石即密令其军队迅速抢占战略要点，命国民党广东当局在最短时间内消灭华南中共部队。1946年１月，方方被任命为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第八小组中共首席代表，以少将身份到广州执行停战协定，并解决华南抗日游击队北撤的问题。

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第八小组少将中共代表方方

 　　和谈一开始，国民党广东当局即设置了重重障碍，他们拒绝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南抗日游击队，污蔑游击队为"土匪"，使调处工作陷于僵局。他们阻拦我方代表与外界接触，甚至潜入我方代表住处，破坏电台，使我方代表一时无法与广东区党委取得联系。

　　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方方和同志们一起，与国民党当局展开周旋。每天晚饭后，我方代表三五成群地出门，在广州沙面环岛散步一周"乘凉"，这让国民党的警卫也无可奈何。我方重要代表外出，国民党必派员"陪同"监视，我方代表便几个人同时出去，对方人手不够，只能顾此失彼。

广州沙面复兴路64号（今68号）原苏联领事馆是当年军调部第八小组驻地‍

　　冲破国民党当局的封锁后，方方用"方旭"的名字写信给我党公开出版的《正报》，说"我在广州无法看到贵报，希望贵报把出版的各期寄几份给我。"《正报》社收到信后，即通过地下党的同志与方方取得联系。随后，方方又通过各种渠道，找到《华商报》驻广州特派记者，公开揭露国民党阻挠军调部第八小组调处工作的行径。

当时香港《华商报》刊登的(右)关于军调部第八小组抵达广州的报道；(左)关于国民党军企图剿灭东江纵队的报道

 　　此时，国民党当局一面拒绝调处，一面调集重兵猛烈进攻中共东江纵队和琼崖独立纵队。但迫于人民武装的反击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国民党广东当局最终不得不承认以曾生为司令的东江纵队为中共部队，回到谈判桌上。

　　谈判恢复后，国民党代表再度污蔑中共部队破坏停战协定。面对国民党的嚣张气焰，方方把来自各方面的一封封电报、信件摆在会议桌上，向国民党代表严正指出，这些电报信件是事实的见证人，如果你们尊重事实，我们就坐下来，老老实实谈个结果，如果要打，我们共产党人也不怕。

　　1946年5月21日，北撤达成最后协议。方方率军调部第八小组在广州公开召开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郑重指出，中共武装北撤是顾全大局，是说话算数的。

　　然而，北撤协议达成后，国民党竟又调动５个团的兵力进入东江地区，妄图破坏中共部队的集结。我粤北部队在南下过程中，也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一时间剑拔弩张，形势危急。

　　此时，方方向国民党驻军一再提出强烈抗议，并会同东江纵队司令部，组织部队做好自卫反击的准备。经过反复斗争，1946年6月30日，东江纵队2400多名指战员集中于大鹏湾沙鱼涌登船北撤，并于7月5日到达山东烟台解放区。

　　6月29日，方方在大鹏湾护送东江纵队等广东抗日武装乘船撤离，北上山东解放区。他在大鹏湾代表中共中央军委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位于深圳市龙岗区葵涌镇沙鱼涌海滩的纪念东江纵队北撤石碑和纪念亭；方方代表中央军委欢送北撤部队的慰问信

 　　四、成功组织大输送

　　1947年5月成立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方方为书记，尹林平为副书记。这一时期，方方把香港打造成华南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远见卓识重视经济工作，为南下解放军主力解放广东创造了特殊的有利条件。这里说的是成功组织了秘密大输送，将大批民主人士送往解放区，为人民政协的胜利召开和共和国的成立提供了重要保证。

方方与夫人苏惠（曾任中共香港分局工委组织部长）于1947年在香港合影

　　当解放战争进入尾声，为筹备新政协的召开，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倡议"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发出之后，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海外爱国华侨、华人的热烈响应。

　　如何把旅居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安全地运送到解放区，关系到新政协能否顺利召开，不容丝毫错失。彼时，中共在香港的活动不时受到港英当局的骚扰和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从香港到东北或华北解放区，中间隔着大片国统区，被国民党严密封锁，陆上交通极不安全；陆上行不通，只能走海路，而这又要冒港英政府阻挠、破坏和美蒋海空军的干扰、拦截的风险。

　　当时，方方为切实贯彻安全第一的原则，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中共香港分局和潘汉年、钱之光等人做了大量细致周密的工作。他们认真筹划，商量分批运送民主人士北上的分工以及各个环节的衔接。

　　在整个护送工作中，最困难也最富传奇色彩的，莫过于安排李济深秘密离港。为此，方方等人费尽心思。

　　李济深离港的时间定于1948年12月26日夜。为了迷惑外界，中共特地安排李济深参加一个宴会。宴会结束后，李济深的车队直奔维多利亚港登舟。港湾里游艇如梭，李济深的游艇很快混淆其中。在海面上航行了近１个小时后，一条小艇飞快地向他们驶来，按事前的约定发来信号——接应人终于来了。李济深的游艇立即加大马力，紧随其后。

　　前方出现一艘巨轮——苏联"阿尔丹"号货轮。小艇一驶近货轮，便发出信号，巨轮立即放下软梯。当李济深被搀扶登上甲板后，定眼一看，四周熟人不少，有茅盾夫妇、章乃器、彭泽民、柳亚子、马寅初、翦伯赞等人士。都是一副商人的打扮。

　　与此同时，在一家不起眼的小旅馆里，电话铃声不断，方方等正紧张地关注着李济深一行人的行踪。在李济深车队所经过的路段，都已事先安排好了人，一旦有事，可立即接应。当最后一个电话打来时，报告消息的人几乎抑制不住兴奋："船开了，'货'在大副房间里，'英姑娘'没有来送行。"这就是说，一切顺利，英国警察没有察觉。"阿尔丹"号一声长鸣，缓缓出港。

　　据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查核有关资料统计：从1948年９月至1949年８月，接送民主名流和文化精英及其家属从香港北上，其中民主党派和文化界人士350多人，后来成为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代表的就有115人。

　　正是这些细致入微的安全措施，保证了护送工作的顺利进行，从而使民主党派领导人及爱国知名人士何香凝、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等人得以安全离开香港，到达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和新政协会议。

　　1949年夏，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新的华南分局，叶剑英、张云逸、方方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

在普宁方方纪念馆中的方方塑像